四相簪花图
清朝“扬州八怪”之一的*慎曾在雍正年间曾画过一幅《金带围图》的扇面（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后来他还画过一幅《韩魏公簪金带围图》(现存于扬州博物馆)。无独有偶福建宁化人许舟于乾隆年间曾作《世代簪花图》。上海宝山人钱慧安作《簪花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画的主题都在讲宋朝一个较为有名的故事——“四相簪花”。其实，该故事在宋朝时就已经家喻户晓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完整记录了该故事，兹摘录其下：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红，中间*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岐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评事佥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钤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钤辖者申状，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该故事在有宋一朝也先后被《后山谈丛》、《清波杂志》、《墨客挥犀》、《丞相魏公谭训》、《西畲琐录》等典籍转录，可见影响深远。如今，中央电视台还曾专门围绕“四相簪花”做过一期节目，主要讲得是古代男子簪花的习俗。在网络上也多有人撰文绘声绘色地讲述四相簪花的来龙去脉，但揭示其中历史文化内涵的则不多。笔者不揣浅陋，结合沈括所记录的“四相簪花”故事，试着挖掘一下该故事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一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四相簪花”里面的重要“道具”——花。所簪的花从何而来？沈括有表，“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榦”。花是从韩魏公（韩琦）的后花园而来。结合沈括后面所言“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四相所簪之花应为人工培育所得。这里就要简要说下宋时观赏类植物栽培情况。今人学者陈涛曾以牡丹为例，推测人工栽培牡丹出现的大致时间，得出“唐代是栽培牡丹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是牡丹栽培技术体系发展的完备阶段”的结论（陈涛：《唐宋时期牡丹栽培技术的传承与发展——兼论栽培牡丹的出现时间》）事实上，得益于较为系统的雍培技术方法，宋代花卉的人工种植成绩非常显著。一些花卉如牡丹、菊花等经时人的悉心栽植和科学培育后，已达百余种。洛阳牡丹、扬州芍药以及成都海棠亦成为当地特色，受到时人的追捧。以牡丹、芍药、菊花、海棠等为代表的观赏类花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独立的种植行业，宋史研究的泰斗漆侠先生便首次从史学角度对宋代花卉种植业进行论述，他在其书《宋代经济史》中专辟一节对宋代花卉业发展的原因、花卉种植技术、园户的经营和生活状况等问题都作了较为系统的概述。花卉种植的面积也不断扩大，宋人张邦基在《陈州牡丹记》对牡丹种植面积有过直接描写，“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而南宋人陆游也在《天彭牡丹记》中说，天彭地区花户“连畛相望”。可见当时以牡丹为代表的观赏类花卉种植规模已非常之大。花卉种植的兴盛也能够从当时花卉专谱的大量出现一窥端倪。上述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和陆游的《天彭牡丹记》是其代表。在宋代，此类植物学专著进入了创作的爆发期，粗略统计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像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记》）、范成大（《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周必大（《唐昌玉蕊辩证》）这样名震四方、权倾一时的士大夫领袖的作品。这些花卉专著在中国古代植物学专著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就四相所簪的芍药花而言，在当时可算是扬州城的市花。有关扬州芍药的专谱在有宋一朝就有四部，其中艾丑的《芍药谱》已经佚失，无法看到，剩下的三部——刘颁的《芍药谱》撰述时间应为最早（公元年），记录扬州地区的芍药三十一种；孔武仲的《芍药谱》（公元-年）记录芍药品种三十三种；王观的《扬州芍药谱》（约为-年之间）在二谱的基础上，又新增八品成三十九，为当时之最。在这样一个全民栽花的社会大背景下，芍药也就顺其自然的进入到韩琦的后花园，被其本人或花匠经心培育，精品频现，才使得四相有花可簪。
二
宋代男子簪花
谈完所簪之花，我们来谈谈簪花习俗。“今俗唯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清人赵翼所言的“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在宋代已有记载。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成书约公元年）中便录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王观在《扬州芍药谱》也说，“扬之人与西洛不异，无贵贱皆喜戴花”。可见，在北宋前期，像洛阳和扬州这样在当时较大的城市中，簪花或已蔚然成风。宋人簪花的习俗本不稀奇，但四相簪花最令今人感兴趣的应该是男性簪花。与今天的簪花为女性专有活动不同，古代男性（以唐宋时期居多）也会簪花，而这类簪花多为士大夫阶层所为且含有较浓的*治意味。承继唐代遗风，在宋代就连九五之尊的皇帝也簪花，以显尊贵。宋神宗就簪戴过牡丹中的花王姚*（《铁围山丛谈》）。皇帝不但自己簪花，还为部分大臣戴花。《能改斋漫录》中就载有宋真宗亲自为大臣戴花，令大臣受宠若惊的记录。男性簪花多因上对下的赐花而起，一般发生于禁苑之中、庙堂之上。所以，他们多是向世人彰显朝廷重视自己之意。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曾录有，真宗赐花予大臣后又令内侍为其戴花，这使“观者荣之”，亦使该大臣感到皇恩浩荡。上为下簪花，或出于对下的宠爱，或出于对杰出人才的褒奖，受众对象极少。但这种示范作用却很明显。士人们多将其视为莫大荣幸，向往之心或在这种示范效应的带动下潜滋暗长，成为一时的风范，受到士人的普遍追捧和喜爱。这也就使得四相簪带芍药花的行为在当时成为正常的风俗现象，而不会被其他人讥为“变态”或“娘炮”。三
四相依照当时风俗将人工培育的芍药簪于头上，后先后官居宰相，成为士大夫圈子里一则美谈。但我们还要进一步谈谈四相簪花的文化动因，也就是四相为何簪花？四相簪花的故事又为何横跨数代，影响深远？沈括所记四相簪花的故事中曾说，“芍药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这种花卉变异的自然现象与《宋书·符瑞志》中“芙蓉二花一蒂”等较为相似，均显符瑞之像，所以也就有了韩琦（魏国公）“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的雅事。这里荡开一笔来简要谈谈宋以及宋之前先民对花卉等植物变异的态度。翻阅宋代之前的典籍，植物忽生、变异预示人间吉凶的记录已经很多，仅从各正史的《五行志》中便可窥其一二——《汉书·五行志》有木生为人状、木仆反立、断枯复生的记录；《后汉书·五行志》有草妖的记录；《晋书·五行志》有木冰、梁折的记录；《宋书·五行志》有二花一蒂、木连理的记录并增加了《符瑞志》；《南齐书·五行志》仿《宋书·符瑞志》撰《祥瑞志》；《新唐书》有华孽现象的记录等等。至宋，“四相簪花”的故事是士人阶层借花卉的变异来对未来命运予以美好期许，反映出该阶层撄紫夺朱的期盼和封侯拜相的愿望。事实上，宋人将天下太平、皇位永固、风调雨顺等诸种期许渗透在植物的变异之中。上层统治者自然是将天下承平、皇权永固孕育在植物世界的特殊变化之中。《宋史·五行志》中此类记述不绝如缕——太平兴国六年正月，瑞安县民张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庆历三年十二月，澧州献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治平四年六月，汀州进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宣和二年四月，永州民刘思析薪，有“天下太平”字、绍兴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毁欹屋析柱，木理有文曰“天下太平”，时守臣薛弼上之，方大乱，近木妖也。笔记小说中亦有不少：在五代十国末期，后蜀君王得一木“中有紫纹隶书‘太平’两字”，蜀王以为祥瑞，但“有识者解云：‘不应此时，须至破了方见太平尔。’果然一语成谶，“自圣朝吊伐之后，频颁旷荡之恩，宽宥伤残之俗，后仍改太平兴国之号。”（《茅亭客话》）后来仁宗朝皇宫内的天章阁有瑞物十三种，其中一种是瑞木。这种木因何具祥瑞之兆？是因其“隐起成文”。那么成何文呢？“大运”（《邵氏闻见后录》）、“太平之道”（《东齐记事》）是也。到了英宗朝，“汀州*事解桐木为板，心有文，成四字，曰：‘天下太平’。”该地官员便将其“诣阙献之”（《能改斋漫录》）。当然，在宋时植物变异引来嘉祥的记录中，士人的价值观表达的也最为充分。士人多借池中“莲生花双头”（《夷坚志》）、“松颠生二毬”（《夷坚志》）等植物变异来表达科举中第的美好愿望。当然，科举中第是时人在仕途崭露头角的第一步，在这个金字塔般的官僚体系中，士人当然希望平步青云，到更大的舞台一展宏图，所以官运亨通也就成了士人价值取向中的不二之选，也就有了与四相簪花相类似的故事——地中忽生莲，后莲生不已，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入为大理评事”（《稽神录》）；杏树之上忽开蔷薇花，一年之间，“四迁轶”（《暌车志》）；梅接桃枝，无水自繁，“有闺门之戚”、“明年为淮漕”（《夷坚志》）等。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其心理行为是时人“无意识深层结构中透露出来的文化意识和因由”（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此类社会心理行为不是即兴而发，而是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形成的趋吉避凶、显宦荣通、富贵太平等观念印刻在时人的头脑中所形成的某种触发机制，在某一时间点受某物（某类植物的忽生、变异等）的触动而开启。这种社会观念一旦形成并开启便影响数代，四相簪花的故事在之后的元明两代也一再被提及，到了清朝因其所蕴含的吉祥富贵意义契合了大一统王朝下士人的创作心态与文化心理，所以以“金带围”为题的馆课赋居然持续了百余年。结语
扬州瘦西湖中的簪花亭
四相簪花是古代特别是宋代以来人与植物交互诠释的缩影。在先民眼中植物不仅仅是构成自然界的生物体，还因对社会结构、群体行为产生某种特别的生理或精神功能而具有特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王子今先生在评述秦汉树神木怪时曾说，“与树木有关的异象往往被理解为吉凶的征兆，也透露出值得注意的社会心理倾向。”这种社会心理因不同阶层价值观的介入形成了谶纬、物占及符瑞等系列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又不断熏染民众的观念，形成植物崇拜。宋人与生活在之前朝代的人们一样无法完全理解植物世界的种种变异，只能借助神人（巫师）或神怪来诠释其中的奥秘，从而在精神层面对植物进行驯化，也就形成植物崇拜的观念基础。簪花的四相，其心理行为或是我们今天大加挞伐的迷信心理，但正如奥地利学者G·贾霍达所言，“迷信的信仰和行为是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无意识心理过程中，并且都认为迷信不是一种昔日的事物，或仅限于受较少教育的人们之中——它事实上被看作是每个人的心理构造的一部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很容易浮在表面”。迷信的行为若不与经济和生命相勾连，变成图财害命的帮凶，则并非要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就像簪花的四相将自身仕途通畅的美好憧憬寄予在花瑞中一样，现代的人们不是一样将自己对未来美好愿望寄予在某种物品或某个行为上吗？本文已发表于《中华瑰宝》年第10号，引用请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郭幼为，男，广东警官学院高教研究助理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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